中国奇特转基因舆论场：政府进退失据科学家不被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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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角斗场
80%以上的市售大豆油是转基因大豆压榨而成；一项大型调查中90%的人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
61名院士上书高层，要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技术产业化；云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顾秀林则语出惊人，称转基因是灭绝人类的邪恶技术。
农业部说，转基因食品和非转基因食品一样安全；甘肃某市政府却发文禁止种植转基因作物。
美国食品药监局的数据显示，美国人已经吃了多年的转基因食品；央视知名主持人崔永元却心存疑问，亲自赴美调查转基因在美国到底有多普及。
围绕着转基因，有策略的反转人士、进退失据的政府、不被信任的科学家，以及懵懵懂懂的公众，构成中国奇特的转基因舆论场。
这看起来，就像是一场荒诞剧。
记者 徐卓君 实习记者 李爽 赵旸旸
乱麻
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所所长林敏，作为转基因的支持方，刚刚结束了北京电视台一场长达4个小时的辩论，略显疲倦。
为了这场电视辩论，林敏花了一天的时间来做准备，“我希望我说的都是有依据的，每讲一点我都必须去查资料，而他们就可以信口雌黄。”
他的对手是黑龙江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辩论一开始，王就抛出了致癌论，搬出了《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的数据，称河南、河北、甘肃、青海、上海、江苏、广东、福建等转基因大豆油的消费集中区域，是我国肿瘤发病集中区，而黑龙江、辽宁、浙江、山东、湖南、湖北等不以消费转基因大豆油为主的地区，不是肿瘤发病集中区域。
林敏在查阅了更详细的年报之后给予反驳：根据这份年报，辽宁、山东是胃癌高发区，浙江是结直肠癌和肝癌高发区，湖南湖北是宫颈癌高发区，“他根本就没认真读这个报告。”
雷同的话，林敏已经记不清讲过多少次，但他还是觉得不去不行，“你不说，反转派乐意说，就只有负面的声音了”。
和以往的被动挨打不同，这一次是转基因的支持者们主动出击。今年5月以来在全国29个城市举办了30多场转基因食品试吃会，参与者过千，院士捧场，赚足了眼球。
转基因水稻研发者、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和美国科学院双料院士张启发，在华中农业大学校园内举行的转基因品尝会上，还披露了61名院士联名上书高层要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消息。
在这封长达17页的信中，院士们不再那么“客气”，指出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不能再迟缓，否则要误国。
接受媒体采访，也成为转基因科学家的一项日常工作，华中农业大学近日就请求他们的转基因研究团队再忙也要抽时间回答记者和外界的提问——因为手握两张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华中农业大学一直处于转基因混战的中心。
今年以来，不只是转基因领域，还有来自食品安全、分子生物学、环境等各个领域的科学家，比如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所陈君石院士、刚刚卸任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吴孔明院士、复旦大学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系主任卢宝荣，通过各种形态的媒体，反复传达主流科学界的声音：
转基因是一项中性技术，需要科学使用严格监管；通过安全评价上市的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一样安全，转基因作物的环境风险可控；转基因商业化的＝17年来，没有发生被证实的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安全事件。
这是科学界难得的一次集体反击。
转基因反对者们并不怎么在意中国科学界顶尖科学家的声音，他们更看重军事战略家、有少将军衔的彭光谦的声音，他今年8月26日在《环球时报》发表《八问主粮转基因化》称，“转基因食品与肿瘤、不孕不育等数十种疾病的高度相关，转基因作物可能成为杀人不见血的生物武器，带来的后果将远超鸦片战争。”
转基因反对派的重量级选手、云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顾秀林更是语出惊人：转基因是一项灭绝人类的邪恶技术，学界之所以一面倒支持是利益使然。
一如既往地，这场混战滑向了耸人听闻、真假莫辨的指控，还有对对手的攻击。
时评人郭松民参加一档有关转基因的电视节目后，在微博上提到，“主持人让我们看一段视频，说我们会看到一头吃转基因饲料的猪，但我们只看到了教授，奇怪？猪当了教授？”
在挺转派与反转派两方对决中，来自政府部门的自相矛盾的表态与做法更加解不开转基因这团乱麻：
先有转基因的主管部门农业部力挺：所谓转基因食品致癌、影响生育、导致土地报废都是权威机构反复澄清的谣言，转基因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后有甘肃省张掖市市委市政府发文，严禁任何企业和个人在张掖落地从事繁育、销售和使用转基因种子的经营活动。
虽然中国批准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不多，仅棉花和番木瓜两种，但市面上可以买到的转基因食物除了番木瓜，还有转基因食用油——中国不允许种植转基因大豆和油菜，却可以进口转基因大豆、油菜用于榨取食用油。
有关转基因纷纷绕绕的争论，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前任院长饶毅看来“以后都是历史笑料”。
科学和民意
饶毅的底气在于，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主流科学界并无分歧。
“科技界绝大部分人观点是一致的，通过各个国家批准上市、拿到安全证书的转基因产品是安全的，这是联合国[微博]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欧盟食品安全局，美国农业部、FDA还有环保署的共识，”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所研究员黄大昉说，“确实有个别科学家说转基因技术不安全，但应当指出那些研究都存在疏漏和问题，结论不可靠最后被科学共同体所否定。”
联合国粮农组织：市场上合法购得的转基因作物，以及由此做出来的食物，是安全而且可食用的。
世界卫生组织：目前在国际市场上的转基因产品均已通过由国家当局开展的风险评估，这些评估是透彻的，它们未表明对人类健康有任何风险。
美国食品药监局(FDA)：不推荐使用“非转基因”标识，这会让公众误以为非转基因的食品比转基因更安全。
但是，无论是科学家的苦口婆心，还是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美国FDA、欧洲食品安全局的联合背书，都无法战胜阴谋论和不可知论。
仅仅24小时之内，顾秀林的“邪恶技术论”在新浪微博上被转发了超过7000次。
汹涌的民意之下，政府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摇摆不定。
2008年，转基因作为农业领域的唯一个项目，和大飞机研制一起，进入了16个中长期重大科技专项。
这可算得上是转基因的重大胜利，这个重大专项计划在15年内投入240亿——这将是有史以来投入资金最多的农业科技项目。政府的目标明确，培育一批抗病虫、抗逆、优质、高产、高效的重大转基因生物新品种，提高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和产业化整体水平和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按照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的说法，转基因重大专项主要是为了推进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
就在转基因成为重大专项的第二年，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教授的团队拿到了两张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转基因抗虫水稻汕优63”，这被认为是转基因商业化最难的一关，张启发和他的同事为了这两张安全证书，等了11年。
当时普遍认为，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近在咫尺。“安全证书在过去就是等同于允许你商业化了，”张启发说。
和安全证书一起到来的，是铺天盖地的质疑：为什么要13亿人当小白鼠？虫子不吃为什么要给人吃？为什么只有中国热衷于将转基因主粮商业化？
在接下来的4年里，转基因的反对者和支持者，占据了大量的媒体版面，围绕着谣言、被歪曲的细节和不可预知论，隔空论战那些令人费解的问题——现在安全能代表50年乃至100年后安全吗？那些不可预知的风险怎么办？
转基因的支持者、反对者和官方都心知肚明：绕不开的民意，推迟了转基因粮食的商业化步伐。
按照现行法律，转基因作物拿到安全证书之后，还要通过品种审定、拿到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才能进行商业化种植。
安全证书的有效期是5年，两张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2014年即将过期。而转基因水稻的品种审定迟迟不能启动，商业化种植更是遥遥无期，就连它的研发者张启发也不乐观。
媒体观察员徐达内注意到了官方态度的微妙变化，他在《“反转”误国》的媒体札记中写到，中国官方在认可推广转基因技术方面向前迈了一小步——至少，从近期媒体报道情形来看，是这样的。
2013年6月以来，媒体对转基因的态度有所松动，几大喉舌——《人民日报》、央视和新华社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对转基因的支持态度。新华社发文称转基因食品是“大趋势”，央视发表评论称转基因尚未发现任何有科学根据的安全问题。
真理似乎没有越辩越明，所有的论战只能让公众的疑团越滚越大。
在腾讯网发起的一项超过25万人参与的调查中，89%的人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94%的人不支持在中国商业化种植转基因粮食。
舆论战
1998年，张启发和他的团队开发出转基因抗虫水稻。然而15年后，不但转基因水稻没有上市，连他在内的一大批科学家都被扣上了“汉奸”的帽子。
张启发回忆当时处于“盲目的原始状态的乐观”，科学家们深信自己拥有解决农业问题的最先进工具，并将开创一个富足、繁荣、辉煌的时代。
盲目乐观的科学家们忘记了人类对新技术与生俱来的恐惧。
1990年代末，欧洲的几起食品安全事件加上绿党的政治力量渐强，欧洲反转运动开始兴起，并发生了普斯泰土豆事件。
1998年，苏格兰Rowett研究所的科学家阿帕得•普斯泰在尚未完成试验并且没有发表数据之前，通过媒体告诉公众，他在实验中用转基因土豆喂食大鼠，大鼠“体重和器官重量严重减轻，免疫系统受到破坏”。
英国皇家学会次年的的评审报告指出，普斯泰的实验过程错误百出，试验结果无法重复，结果不可信。
彼时中国还处于和转基因技术的蜜月期，科学家、企业和农民刚刚在转基因棉花上看到了这项技术巨大的潜力。
在1990年代初，中国的棉花主产区爆发棉铃虫危机，棉花减产超过40%。《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袁越提到去棉花产区采访时，当地的棉农告诉他，棉铃虫最猖獗的时候，虫子泡在药水里，拿出来之后还能蠕动。
“棉花产业举步维艰，美国转基因抗虫棉乘虚而入，1998年孟山都公司垄断了中国棉花市场份额的95%，” 中国农业大学[微博]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回忆，“好在中国自己做出了转基因棉花，1999年产业化推广后，迄今，国产转基因抗虫棉所占的市场份额高达90%以上。”
当时，对于转基因棉花，媒介、科学界都没有进行有效的宣传，公众并不知情，但2002年绿色和平发布了的一份《转Bt基因抗虫棉环境影响研究综合报告》却让人印象深刻：棉农将面对不受控制的超级害虫，转基因抗虫棉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制造了更多的问题，棉农将被迫使用更多、更毒的化学农药。这被转基因的支持者们看成是反转运动的第一枪。
当时，农业部没有回应。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棉铃虫的种群已经对Bt棉产生抗性。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实验结果表明，由于少用农药，抗虫棉棉田中的捕食性天敌数量大大增加，害虫棉蚜(伏蚜)的数量减少了443-1546倍。Bt棉可减少农药使用70%-80%，减少人畜伤亡事故，这已是公认的最大生态效益，而这些绿色和平没有提及。8年后，农业部在官方网站的“转基因权威关注”频道建成后做出以上回应。
绿色和平是一家国际性的非营利性环保组织，很多环保组织和转基因似乎天生是敌人，环保组织认为工业化破坏了环境，向往田园牧歌式的农业生产，人类用新技术干预自然凶险万分。
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负责人俞江丽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提到，绿色和平不反对转基因的研究，只是反对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但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转基因的支持者都认为，绿色和平是转基因反对阵营的中流砥柱。
绿色和平善于且乐于和媒体打交道，它一直通过媒体向公众传达这样一个信息——转基因技术有不可预知的风险。从2002年起，绿色和平每年都会通过媒体发布和转基因相关的报告，至今已经有25份。
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严建兵说，“绿色和平很有策略，知道什么时候发什么消息，知道怎么吸引媒体注意。”
2004年开始，绿色和平向超过60家食品生产商询问他们在使用转基因原料方面的政策，并且据此编写《避免转基因食品指南》。此后，年年都有更新，并且采取街头发放的方式。
食品巨头们都忙不迭地做出不使用转基因原料的表态，那些不愿意或来不及回应的食品生产商，比如百威、旺旺、康师傅，则被绿色和平列入红名牌警示，出现在媒体上。
科学家们显然没有和媒体打交道的传统和经验，在转基因之战的前期，科学家们这样解释转基因的安全性，“没有证据表明转基因食品存在特殊的风险”。
科学界明白，这意味着，现有的证据都支持转基因是安全的，但这绝对不是公众喜欢的答案。
怀着对未知食物本能的恐惧的公众，在食品安全事故高发的当下，希望得到绝对安全的保证，但科学界给不了，因为绝对安全的食物并不存在。
随着公众舆论越来越强烈地转变为对转基因的敌视以及对科学提供的保证不信任的态度时，科学家们觉得愤懑而无助，偶有失态。
一位转基因科学家在回答环保组织的质疑时这样说，“列宁说过，一个愚蠢的人提的问题，100个聪明人也回答不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科学家不敢发言，因为一旦说话就会招来一片骂声。
饶毅直到2011年才注意到转基因的讨论变成一个极端的话语场，他才开始公开表示对转基因技术的支持。
“国内舆论压力过大，可能导致中国自主技术更加落后，但并不影响美国的转基因技术研发和推广，我发言主要是希望给从事转基因研发的科学家创造一点空间，”饶毅说，“在目前情况下，他们大多数都不肯出来说明，有些人甚至连做研究也灰溜溜。”
作为转基因技术的管理部门之一，农业部在转基因舆论战的初期极少正面回应绿色和平。
科学松鼠会会员云无心推测，出于贸易保护的考虑，政府当时对转基因采取了一种保守的态度，默许了绿色和平的行为，一位接近农业部的科学家同意这种说法。
“中国政府相关部门最大的失误是，在一系列误解产生影响之前，没有防范于未然。在公众还对转基因不了解的时候，如果告诉公众转基因是什么，和普通作物有没有什么本质差别，效果会好很多，而现在，公众已经根深蒂固、先入为主地觉得，它是个危险的东西，再来做科普工作，太难了，”资深科技记者、基因农业网主编方玄昌总结。
转基因监管的漏洞，也让绿色和平逮了个正着。
2005年，绿色和平在湖北市场采集了25份种稻谷、大米和种子，送到德国一家实验室检测，绿色和平称，在这25个样本中，19个在DNA检测中呈阳性，显示为转基因水稻。中国没有批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它们本不该出现在市场上。
这份名为“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的报告又一次拨动了公众脆弱的神经。
事业
随着激进左翼组织乌有之乡的加入，这场反转运动脱离了原先的轨道，变得更加波谲云诡。
2008年以来，乌有之乡在其网站上刊登了超过3400篇和转基因相关的文章，用夸张和耸人听闻的语言描述转基因技术。
张宏良2010年在乌有之乡网站发表的《广西抽检男生一半精液异常，传言早已种植转基因玉米》一文称，迄今为止，世界所有国家传来的有关转基因食品的负面消息，全都是小白鼠食用后的不良反应，唯独中国传来的是大学生精液质量异常的报告。
张宏良试图将广西大学生精液异常与种植转基因玉米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这也正是导致公众恐慌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根据农业部门的调查，广西并没有种植转基因玉米。广西抽检男生一半精液异常的说法，确有出处，来自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男性学科主任梁季鸿的《广西在校大学生性健康调查报告》，但这份报告，根本就没有提到转基因三个字。
“他们说的话，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因为最直接了当，比如转基因食品引起癌症，断子绝孙，为什么？他不说，或者就是引用伪科学的所谓的实验，”罗云波说，“反对转基因的人，各个国家都有，但反对的理由都不一样，五花八门，中国的特点是什么，断子绝孙，这是中国人最怕的。”
乌有之乡还为中国式反转注入了新的元素——阴谋论。
转基因的研发是一项烧钱的工程，在美国，转基因是由孟山都先锋这样的大型种业公司、科学家共同推动的一项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然成熟，无论在技术还是在市场上，都极具优势；而中国国的种业公司相对弱小，转基因由政府出资研发。孟山都每年的研发资金超过10亿美元，也收获了巨大的商业利益。
这样的强弱对比是滋生阴谋论的温床。观察家赵希渝在《国内外反转基因运动概述》中提到，世界主要的种业公司几乎都开展转基因研究，推出转基因品种，绿色和平对美国的两家公司孟山都和先锋攻击最为猛烈，而这种攻击恰恰符合对美国阴谋论的想象。
在乌有之乡及其支持者的论调中，转基因技术是美帝国主义为了灭绝中华民族，专门研制的一种生物武器。那些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都被扣上了“汉奸”和“卖国贼”的帽子。
在一个中国农业大学的学术报告会上，一个中年女子在会场开骂，“张启发，你这个卖国贼！你为了你的美国主子，把十三亿人当成了小白鼠！”随后，一个戴红帽的男性操起第一排的茶杯，向演讲台砸去。
讽刺的是，不少反转派们声称自己不反对转基因研究，只是反对转基因商业化。而在中国，正是产业化的转基因棉花赶走了孟山都，而没有产业化的转基因大豆溃不成军。
孟山都当然希望敲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他们曾经做到过。因为棉铃虫危机，孟山都的抗虫棉曾在上个世纪末占据了95%的中国市场。
1999年，中国的转基因棉花开始产业化，用了10年时间，击败了孟山都公司，占据90%以上的转基因棉花市场。但没有产业化的转基因大豆，在15年中节节败退，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每年要进口5800吨大豆，其中绝大部分是转基因大豆。
作为全球最知名的转基因种业公司，孟山都也逃不过转基因反对派的攻击。2013年1月7日，转基因的反对派们来到孟山都的办公楼下，喊了半天口号，抗议行将结束之时，大厦的保安告诉他们，孟山都在几个月之前就搬走了。不甘心的反转人士又前往农业部，打标语喊口号，直到嗓子喊哑才返航。
反转人士全情投入，让罗云波感叹对手的执着与热情，不遗余力，而自己则没有足够的耐心，精力所限也无法全身心投入，“他们是把反转当成一项事业来做。”
公开
作为转基因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公众希望知道转基因产品获得安全证书的审评和决策过程，以及和安全评价相关的信息——转基因产品的生产商、环境和健康评估报告等。
无论是对转基因张开怀抱的美国，还是谨慎的欧盟，都愿意将转基因审批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并邀请公众参与。
美国转基因食品上市前，都会发布食用安全和环境影响报告，接受公众评议。
美国农业部人士迈克尔·沙克曼称，“如果公众的意见和评论中提出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之前没有考虑到、没有解决的，我们在作出最终决定之前，会解决这些问题。”
欧盟也是如此。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对新的转基因产品出具评估报告之后，欧盟委员会将评估报告公布在网络上，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公众评议。
而在中国，转基因产品的评估报告、评审过程在很长时间里是不公开的。
2009年8月，农业部发放了两张国内自主研发的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它们被放在一个很少更新、普通公众几乎不知道的专业网站上。
绿色和平于当年11月发现并公布了这个消息，引起了长达数个月的争议后，农业部才正式就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表态——经过11年的评审，发放了安全证书。
转基因水稻风波之后，农业部尝试改变。
2010年7月，农业部的官方网站建立了“转基因权威关注”频道，一些和转基因相关的法律法规，哪些国家公司的转基因产品获准进口，哪些国产的转基因产品获准种植，参与转基因产品安全评价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科学家组成等信息，开始逐步披露。
遗憾的是，转基因产品安全和环境的评估报告仍不为公众所知。
律师魏汝久在2010年2月向农业部申请要求公开两种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水稻的相关信息。农业部在书面回复中公开了转基因水稻涉及的知识产权、以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成员的名单，但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公布转基因水稻的试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阶段的详细情况。
虽然农业部宣称转基因评审过程严格，程序规范。可惜的是，这个严谨的过程、规范的程序并不为公众所知。
在无法充分获知信息的前提下，也无怪公众每次面对转基因议题，多少都显得有些过分焦虑。
死结
2012年的黄金大米事件和法国转基因玉米致癌实验让公众的态度雪上加霜。
还是绿色和平，率先披露了一则新闻，题目是《揭开“黄金大米”背后的秘密——孩子不是转基因的实验对象》。
这则消息的开头写到，美国科研机构发布了它们对24名中国湖南省儿童进行转基因大米人体试验的结果。
美国塔夫茨大学和中国疾控中心，选取了88名儿童，他们都是湖南省衡南市一所小学的学生，随机分成了3组，其中一组25名儿童午餐进食60克黄金大米，后对其体内维生素A含量进行检测，研究结论是，黄金大米与维生素A胶囊效果相当。
随后的调查显示，研究人员隐瞒了试验中使用的是转基因大米，仅发放了知情同意书的最后一页，违反了国际医学伦理准则。
虽然黄金大米安全性无疑，这项试验属于有效性试验，但这项试验的重大瑕疵，无疑又给转基因技术增加了一项罪名。
当地政府给进食黄金大米的学生赔偿了8万，没吃的赔了1万。严建兵认为，当地政府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暗示了转基因有害。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法国分子内分泌学家塞拉利尼发表论文称，他用转基因玉米喂食了2年实验鼠，雌性实验鼠中，50%到80%的实验鼠长了肿瘤，而且平均每只长的肿瘤多达3个。雄性实验鼠中，出现的主要健康问题包括肝脏受损、肾脏和皮肤肿瘤，以及消化系统疾病。
几乎在顷刻之间，法国转基因玉米致癌的消息传遍了中文世界，反转派更是如获至宝。虽然欧洲食品安全局最终否定了转基因玉米有毒甚至致癌的研究结论——因为这个研究结论不仅缺乏数据支持，而且相关实验的设计和方法都存在严重漏洞，——但并不影响转基因致癌的论调继续传播。
从1998年至2013年的15年间，几乎每年都有类似的研究或谣言面世，虽然其后都被学术共同体或权威机构所推翻，但坏消息天生比好消息跑得快，没有人记得这些严肃而无趣的学术腔和政府腔，而致癌论、基因污染论、不可预知论已经深入人心。
“政府在其他事件中公信力的缺失，导致了在转基因问题上处处被动，农业部门和科学家们也只是附带出现在不被相信之列，”转基因的支持者，基因农业网主编方玄昌说。
有策略的反转人士、进退失据的政府、不被信任的科学家，构成中国这个奇特的转基因舆论场。正如科技记者丹尼尔•查尔斯在《收获之神》中写到的，与大多数人类活动相比，农业对谦虚、忍耐这样的旧道德的需求更甚，你在展望新技术的潜力时需要谦虚，期待公众时接受更需要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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