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商界领袖的婚姻生态秘密：第N任妻子
任何一位有抱负的重要人物在其梦寐以求的位置唾手可得之际，都不会蠢到让一场不适时的离婚毁掉前程。从拱手让出大英帝国国王宝座的温莎公爵，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任美国航空航天与汽车业邦迪克斯公司总裁的威廉· 阿奇，都是“爱美人不爱江山”的例子。虽说1970年以来，美国半数以上婚姻都以离婚收场，但在商界，一位即将成为商业“帝王”的人士还是应该婚姻稳定，身边应该是那位刚毕业就穿着白色婚纱嫁过来的糟糠之妻，是岳父小心翼翼移交的掌上明珠。
然而，今非昔比。美国最保守的世俗机构——企业终于也面临婚姻观剧变的冲击。高层经理人一般会为全公司制定行为规范，尽管大多数高管还与发妻厮守到老，可少数人已经在发掘“阶段性一夫一妻制”的可能性，并且人数日增。据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教授、非常了解企业高管生活方式的专家尤金· 詹宁斯估算，上世纪80年代，离婚的企业首席执行官占总人数的12%-15%，6 0年代则为6%-8%。
企业界和社会上其他多数领域一样，离婚是在上世纪80年代才广为接受的。80年代初，美国人投票选出了首位离婚的总统里根，不管怎么做到的，但里根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让全国人民相信，他是老派家庭观念的代表。既然领导这个国家的“首席执行官”都能与原配分手，为什么《财富》世界500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不能呢？36岁的琳达· 罗宾逊这样质疑。她既是53岁的美国运通董事长詹姆斯· 罗宾逊的第二任妻子，也是美国知名公关公司Robinson Lake Lerer & Montgomery的首席执行官。她这样反问：“董事们凭什么在挑选首席执行官时不考虑离过婚的候选人？”
60岁的精神病医生海伦· 辛格· 卡普兰是全球最大玩具及婴幼儿用品零售商玩具反斗城创始人兼董事长查尔斯· 拉扎勒斯的第二任妻子，比丈夫小5岁。她指出：“变化非常彻底，再也没有对离婚和再婚的偏见，几乎和过去截然相反。有些时候，要是有一位年老和善的主妇原配，男士还会被人瞧不起，别人会觉得他老婆撑不起场面。他为什么不去改善自己的生活呢？”
值得一提的是，在商界，离婚的企业高管主要还是男性。《财富》美国500强公司之中只有两位女性首席执行官，分别是执掌《华盛顿邮报》的凯瑟琳· 格雷厄姆和领导服装制造商Warnaco的琳达· 瓦奇纳。两人都是遗孀。
长期任企业最高管理层顾问的波士顿心理学家哈利· 莱文森说：“自我放纵的习气已经影响到首席执行官级别。对那些通过努力爬上最高管理层的人来说，放纵确实是个问题，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努力挣来的资本，自然有权放纵。”
上世纪80年代涌现了许多名声显赫的首席执行官，他们因为个人财富一举成名。管理层收购造就了一批新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豪，比如电视大亨约翰· 克鲁格、投资大佬罗纳德· 佩雷尔曼和金融家索尔· 斯坦伯格。“一旦有了30亿美元，会做些什么？你要是变得那么富有，难道不会很吸引女性吗？”社会批评家、《绿色星期一》等影射华尔街纪实性小说的作者迈克尔· 汤马斯这样问道。他认为，男性拥有的财富越多，就越有自信，也就越容易产生“我应该娶一位王后”的想法。
再来看看第N任妻子们，她们往往比丈夫年轻一二十岁，有些比丈夫高好几厘米，不仅年轻貌美，事业上也颇有成就。第N任妻子能显示丈夫的身份地位。同时，从老夫配少妻来看，也打破了男性18岁是性巅峰期的观念。这种“花瓶妻子”并不像挂在墙上的鹿头，成为男性炫耀的战利品，她有自己的事业，而且很努力。
首先，第N任妻子婚前一般都有自己的事业而且经营得不错，足以赢得尊重，但不会大到盖过丈夫的成就。年总收入将近300万美元的化妆品公司Terme di Saturnia 的总裁奥黛丽· 巴特维· 格鲁斯说：“四十才算是真正的而立之年。我个人事业的成功在我们的婚姻里微不足道。”她丈夫马丁· 格鲁斯现年46岁，经营父亲约瑟夫成立的私人投资合伙机构Gruss& Co.。格鲁斯家族的资产据称价值超过4亿美元。和奥黛丽不同，卡罗琳· 罗姆经营得风生水起的服装公司营业收入约有1000万美元，其唯一的支持者就是她丈夫亨利· 克拉维斯。45岁的克拉维斯持有的杠杆收购基金KKR股份据称价值至少有3亿美元。
除了有自己的事业，第N任妻子还会投入大量时间保持美貌。她们的容颜精致无瑕，显示出经常做美容、坚持使用价格不菲的护肤品，以及毫不逊色于专业演员的化妆技巧。
深谙现实社会的作家汤姆· 沃尔夫在描写曼哈顿富豪的小说《虚荣的篝火》中说过，第N任妻子通常都很苗条。原配妻子不约而同地以为，勾走丈夫的都是些火热性感、熟知床上功夫又不知廉耻的狐狸精。可是，看一看那些骨瘦如柴的第N任妻子，膝盖和手肘尖得能戳破轮胎。这也许意味着，男人们追新欢抛旧爱时，性并不是决定因素。
如果你一直搞不懂，同样是价值2000美元的晚装，为什么穿在卡罗琳· 罗姆身上跟穿在你太太身上完全不一样，答案是，她的身材就是个衣架子，适合她衣柜里每件衣服。38岁的罗姆身高约1米77，穿4码的女装，想达到的效果就是细高细高。42岁的南希· 布林克穿上靴子以后身高超过1米8，穿10码的衣服。她坦言：“保持标准身材谈何容易。我每天要花一小时做有氧运动，平时严格控制饮食，还会和丈夫一起打马球。年纪越大，越难保持身材，可诺曼喜欢我身材匀称的样子。”她丈夫诺曼· 布林克目前58岁，是美国连锁餐馆Steak and Ale和Bennigan的创始人，此前有过两段婚姻。他现在是快餐连锁店Chili’s的首席执行官。总部设在达拉斯的Chili’s可谓店如其名，专营辣味餐饮。
而第N任妻子最重要的职责还是帮助丈夫进入新的生活。因为男人们往往会发现，与结发妻子离异后，也和原来那些朋友断了交情，现任妻子必须填补这种空白，为丈夫开辟新的人际圈子。
实际上，第N任妻子掌管的是丈夫每天下午五点以后的生活，因为身家上百万美元的富豪不必像努力工作的下属一样，五点下班后没多少事做。妻子会带着他出席小型晚餐派对，观看歌剧，参观博物馆的各类义卖展览，参加精品拍卖会，利用参与各类委员会的便利获得多方邀请，让丈夫看具体情况掏点钱出来捐赠。通过代表国际作家协会PEN募集资金，39岁的盖伊弗里德· 斯坦伯格帮助丈夫——50岁的研究与投资机构Reliance Group Holdings董事长索尔· 斯坦伯格提高了声誉。在盖伊弗里德和丈夫位于第五大道的公寓，客厅里挂着德国画家鲁本斯的一幅巨幅油画。凭借雄厚的财力，盖伊弗里德矮胖敦实的丈夫已经成为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要捐助者。
而要论向丈夫展示绝佳的商机，很少有哪位第N任妻子像苏珊· 古德费瑞德那么成功。41岁的苏珊曾当作空姐。八年前嫁给年长自己18岁的华尔街投行所罗门兄弟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 古德费瑞德。身为古德费瑞德的第二任妻子，苏珊的豪奢堪称一绝。她的司机有时要亲自上门向受邀宾客派送晚宴的邀请函。她在巴黎市中心格勒内勒路有一栋以地下停车场闻名的宅邸。一位朋友曾评价那座停车场“生平所见最豪华的，看上去好像一家舞厅。”正因为挥金如土，苏珊全家得以跻身上流社会圈子，和查尔斯家族的遗孀简尼· 赖茨曼、被视为“巴黎社交界女王”的玛丽-爱莲娜· 德· 罗斯柴尔德这些慈善名流为伍。据说约翰· 古德费瑞德很喜欢吹牛——可能是为了向税务局积极交税吧，他总说国内外商界大亨是妻子豪宅的常客，而且那些大腕常常出入自己的所罗门兄弟公司。
不过，第N任妻子的工作中最需要技巧的可能是，要让高管丈夫相信是自己追到的妻子，而不是被妻子钓到。现实中，这类女性往往知道哪些男人可以勾引，或者至少清楚他们婚姻不幸福，因此通常会和一大群年轻女孩一起出现，并谨慎安排相识的细节。因为商界大佬有太多顾虑了，如果被人发现接连和年轻女子约会，会失去尊重和信誉。所以，有心出人头地的女性经常发现，结识大人物的最佳方式是从朋友圈入手：比如前花旗集团董事长瓦尔特· 瑞斯特的妻子凯瑟琳· 瑞斯特就当过媒人，将37岁的简· 比丝丽介绍给她未来的丈夫——53岁的通用电气董事长杰克· 韦尔奇。古德费瑞德夫妇据称也是在女方相熟人士安排的一个派对上认识的。
41岁的乔琪· 莫斯贝奇倒是个例外。她总能相当坦率地谈论如何搞定62岁的丈夫、时任美国商务部部长、休斯敦石油大亨罗伯特· 莫斯贝奇。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离婚的莫斯贝奇被视为全世界仅次于摩纳哥兰埃尼王子的钻石王老五，至少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人们相信这回事。听从一个共同的朋友的建议后，乔琪去见了莫斯贝奇一面，然后开始猛烈追求他。她告诉《德州月刊》杂志，男方一度试图取消约会，那会儿“我都不得不威胁他。”
离婚不会打击高管的职业生涯，但婚姻破裂仍然会冲击个人生活，最大的输家通常是原配。她之所以走到这一步，五个字就能概括：没与时俱进。原配之所以输掉婚姻保卫战，常常是因为并没有将生活的重心放在丈夫身上，而是以孩子为先。在重视孩子、轻视丈夫的过程中，她渐渐与丈夫缺少交流，不够关心丈夫的需要。一位首席执行官回忆说：“第一任太太根本不支持我发展事业的需求。她觉得我一天24小时可以明确划分为几个时间段，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工作，下午5点到晚上9点陪家人，晚上9点到11点是私人时间，然后就上床睡觉。要是想在事业上有一番成就，很难这么安排。”
随着丈夫在公司不断升职，原配可能相信是权力让当初自己托付终身的良人腐化堕落。“她们自封为批评家、道德家，拼命把丈夫骂得狗血淋头。”专攻婚姻疗法的曼哈顿精神病医生克利福德· 萨格尔这样评价。这正是约翰· 洛瓦根向《无言的沮丧：成功者的真相》一书的作者简· 哈尔珀讲述的亲身经历。洛瓦根现任超级电脑制造商克雷研究公司首席执行官。他说：“（第二任妻子）玛丽评价我的时候都很隐晦，尤其是在批评我的时候。我前妻爱摆布人，和别人争短长……她会对我说：‘别以为你永远都会是公司的老大。’”有时，第一任妻子贬低的是丈夫的成就，有时直接贬低丈夫的人格。一位首席执行官的原配生气时曾说过这样尖酸的话：“我希望那帮男人扪心自问，如果他们不是事业成功又多金，年轻的老婆还愿不愿意嫁。”
当今世界里，操持家务和养育孩子为女性挣得的肯定越来越少，她们也许开始质疑，牺牲自己潜在的事业前程究竟为了什么。然而，在妻子觉醒的同时，老板丈夫已经想往外走了。通常他们会开始想一些问题。组织心理学家、《企业家的妻子人生转变》一书作者玛莉安· 范德菲尔德指出：“高管一路爬上高位都是靠一门心思追求事业，可他们忽视了情感成长。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他们开始想：‘事业上还有什么可进步的？’要是他们发现工作上已经没有挑战了，可能就会换个妻子，反正肯定比换一份新工作容易。”
按说，首席执行官功成名就之后，正是和长相厮守的妻子修补婚姻的理想时刻。可到了那个时候，夫妻关系往往已经千疮百孔。某家广告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发妻罗斯林· 布莱梅坦言：“我丈夫和我曾经彼此相爱，但后来我们的兴趣变了，他更关心如何在社会上扬名立万。”通常这时候，丈夫已经在职场结识了比妻子年轻的独立职业女性，而且被吸引住了。女人离开男人是为了追求另一种生活，男人离开女人却是为了追求别的女人，这是真理。一位比较明智的首席执行官前妻说：“当年我应该坚持让他在外也戴着结婚戒指。”
当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婚姻破裂时，原配也不会身无分文地离开。纽约市经常代表妻子一方参与离婚官司的律师劳尔· 菲尔德称：“假设以当前价值计入婚后公司应给予的股票期权，丈夫的个人资产净值是100万美元，年收入为50万美元。婚姻持续了十年，有两个孩子。为了达到公平分配夫妻财产，应该争取50万美元的和解协议，若丈夫希望尽快了结官司，妻子可以再要35万美元。从支持妻子的角度，我会争取达成十年内丈夫每年偿付20万美元。”换言之，前妻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总共得到235万美元的补偿。菲尔德还说，要是丈夫身家达到200万美元或者更高，“按倍数乘就行了”。
这样一算，原配真正失去的是顶着老板妻子这个头衔的生活——地位、旅行和社交圈。其实如果没有离婚，本来应该是过上好日子的时候：孩子已经长大，家里终于有很多钱，她又可以全心全意陪伴丈夫左右。唯一的问题是丈夫有了新欢，一个更年轻的女人闯进来把美好的愿望统统打碎。一位年轻的第二任妻子说：“我要是生了女儿，我会告诉她不要当原配。”
一般情况下，只要离婚没有闹成一团乱，企业就会无视高管的家务事。讽刺的是，企业甚至可能还因为离婚受益：为了逃避离婚过程中的种种痛苦，没有牵绊的高管一般都会寄情工作。一家美国中西部地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说：“我的个人生活已经毁了，不能再让工作毁了。我把所有的焦虑和紧张都投入到工作中，拼命出差，每天工作10或12小时。”当事情过去，高管们重新安排工作生活后，这种干劲也许会逐步消减。他们可能觉得，在第一场婚姻中对工作投入了过多的精力实在对不起自己，于是开始有兴趣约会，参加各种社交活动，然后再婚。
大多数首席执行官表示，自己的婚姻出现问题后他们对员工的个人生活更关注了，变成更优秀、考虑问题更周到的领导。研究离婚对企业影响的美国史密斯学院心理学教授法耶· 克罗斯比透露，有一位经理告诉她，过去要是有下属请假说要看牙医，他总是信以为真。后来，他办理离婚需要出庭的时候，他发觉自己也告诉公司要去看牙。克罗斯比指出：“在那以前，这位经理从没想到过，人们办私事是需要隐私的。”
百代唱片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詹姆斯· 法菲尔德相信，离婚对自己的一个影响是，“我肯定变得更敏感了，会更在意自己提出的要求会怎样影响员工的家庭。我会建议下属：‘带上妻子，周末留在洛杉矶过，周一再工作。’我不想再当肆意侵犯别人私生活的恶人老板了。”
在首段婚姻失败后，企业高管若要开启新生活必须小心谨慎。一位精明的首席执行官说：“离婚后，我都是一个人去商业晚宴，其他人都会携眷出席。只有跟女友认真交往，而且基本确定会结婚时，我才会带她去公开场合。”即使同居之后，他也从不带未婚妻参加需要过夜的商务会议，因为可能会碰上同事的妻子。
当然，倘若恢复单身的首席执行官开始和下属谈恋爱，可能会有麻烦。另一家广告公司的董事长肯尼斯· 奥尔尚说，“人们讨厌的是枕边风。这种下属原本是没什么机会接触首席执行官的，现在因为特殊关系她的看法反而更受重视。”
38岁的夏洛特· 摩斯就有过类似经历。在美林证券公司担任主管税务的副总期间，她爱上了同公司负责投资银行业务的巴瑞· 弗里德伯格。摩斯回忆道：“巴瑞和我公开了恋爱关系，而且严格避免带到办公室里。可是，公司同事都很害怕跟我说事，因为觉得我可能告诉他。”此后，在两人决定结婚之际，摩斯离开了美林证券，带着7.5万美元的奖金前往英格兰买下“大堆古玩”，然后回到曼哈顿，摇身变为装修设计师和零售商。
建立在“废墟”之上的第N次婚姻和之前的婚姻有天壤之别。最明显的差别是，再婚刚开始的时候，夫妇双方就已经有钱有权。不过，第一任和第N任妻子的行为特点也有些共性，原配爱去品牌折扣店购物，再婚妻子也许在奢侈品商店有购物账户；原配留在家里带孩子，再婚妻子则会请保姆看孩子；原配为丈夫的商务晚宴亲自下厨，再婚妻子则会请专业的酒席承办者上门服务。上文提及的一位原配妻子就解释说：“这不是丈夫的错，原配就是没法大手大脚消费，也没那本事。”第N任妻子自己赚过一段时间钱，自然懂得怎样花钱。
金钱倒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和身居高位的人物联系在一起，女性也获得了一种权力。伯尼· 斯维尔林根正是用这个理由温和地反驳别人：“我嫁的不单单是一位首席执行官，更是世界上出色的商界领袖之一。”斯维尔林根现在50岁，20年前嫁给了前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董事长。这也是46岁的艾斯特· 弗格森自夸的原因：“我是美国唯一一个先后嫁给过两位《财富》美国500强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女性。”弗格森现任丈夫是63岁的前通用食品公司董事长詹姆斯· 弗格森，第一任丈夫是纺织公司Fieldcrest Mills总裁G.威廉· 摩尔。
因此，当弗格森和刚卸下通用食品职务的第二任丈夫同游时，她能和前美国国务卿亨利· 基辛格和前财长威廉· 西蒙等政界大佬攀谈，请他们在其成立的公益组织National Dropout Prevention Fund出任理事。乳腺癌研究基金会Susan G. Komen Foundation的创始人南希· 布林克尔承认：“事实证明，大家来参加首次募资活动是冲着（我丈夫）诺曼的名气，但之后都是靠自己。”该基金会是南希七年前为纪念死于乳腺癌的妹妹而成立。迄今为止，她和数千志愿者已经募集500万美元。
这类女性通常倒还小心，谨防滥用丈夫的权力。这也是乔琪· 莫斯贝奇这种另类的再婚妻子被褒贬不一的原因。印第安纳州长大的乔琪已是第三次结婚，《华盛顿邮报》按出生地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幸福的胡希尔人”。去年12月，她弄砸了年度肯尼迪中心荣誉奖颁奖典礼前特别举行的华盛顿早午餐活动，又在接下来的一场就职活动中鲁莽行事，抢了时任美国副总统夫人玛里琳· 奎尔的风头。
第二次婚姻看来都很幸福，看起来跟第一次婚姻完全不一样。话说回来，为什么不该幸福呢？许多再婚妻子之前都犯过错，可能23岁结婚，26岁离婚。她们打定主意，再也不要离婚收场。她们清楚地知道第一场婚姻为什么失败，知道自己和丈夫的问题在哪。她们从不放过机会称赞现任丈夫，有些溢美之词连最自大的首席执行官听了都会脸红。在一次谈话期间，奥黛丽· 格鲁斯干脆从椅子上跳起来，抓起一张丈夫身穿运动衫的照片亲吻，一边还轻声自问自答：“他怎么这么可爱！他就是我的白马王子。”
34岁的贝琪· 法菲尔德坚定地说：“丈夫是第一位的，我凡事都先考虑他。”1984年，她嫁给48岁的百代唱片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詹姆斯· 法菲尔德，两年半后辞去了广告公司副总裁一职，就因为“詹姆斯和我想尽量多地享受二人世界，我之前没有多少灵活的时间留给我们自己。”她开了自己的市场营销公司，每周特意给丈夫留出一天，她称为“贤妻日”，这一天她会专门帮丈夫处理杂务。南希· 布莱梅认为：“男人想有人给他找乐子。我就会给诺曼讲些最近的新闻，花边八卦，也聊电影和书。”丈夫喜欢关掉手机享受烛光晚餐。南希会和厨师细心安排的低脂餐食，务求那顿饭美味可口。
“再婚的女性对待丈夫细心体贴很正常，”精神病医生海伦· 卡普兰说，“我对我丈夫也是这样。”她认为，对第N次婚姻来说，关键是要抚平之前婚姻留下的伤痛。她说：“如果前妻冷漠或者没有责任心，丈夫就会在新一任妻子身上寻找相反的特质，要鼓励自己，还要性感。我确实见到一些第N任婚姻美满的夫妇，他们成功地纠正了过去的错误。”
尽管以丈夫为傲，第N任妻子仍然保持了独立性，这也是许多原配难以理解的。夏洛特· 摩斯的装饰设计生意年收入有七位数，每年要去英格兰出差多次，一次要十天。摩斯是弗吉尼亚州人，在第一段婚姻期间，她承担了传统家庭主妇的工作，“我是典型的（美国）南方人，甚至会在家做饭。”她为这样的婚姻付出了五年，期间为丈夫的事业搬了四次家，最后丈夫提出离婚。她说：“那次婚姻让我认识到，永远不要把我的幸福全部托付给别人。”琳达· 罗宾逊感到愧疚的是“我没能参加吉姆所有的应酬”。更让她有负罪感的是，有一次，她为一个客户的事忙了一整天，没能和丈夫共度周末。
由于夫妇俩都在为事业拼搏，多数时候，他们得根据各自的日程协调，挤出共处的时间。在传统的第一段婚姻中，妻子都充当为丈夫安排社交活动的秘书。而一位已成为著名华尔街认识第二任妻子的女士震惊地发现，在结束第一段婚姻后，再为人妻的女性都会将那种事无巨细的做派抛在脑后。一次，她和丈夫要安排日子和另一对夫妇共进晚餐，当时她给相约一方的妻子去了电话，确认具体日期。那位妻子回答：“我的日程里是这一天，但你最好也给我丈夫打个电话，跟他的秘书确认下。”卡罗琳· 罗姆每个工作日的晚上不是和丈夫一同外出，就是在家里招待朋友。她说：亨利和我一直努力让交际圈子重合起来。”罗宾逊夫妇把共处时间冲突的麻烦交给各自的秘书解决。为了协调远到一年以后的活动安排，两位秘书每天要多次通话。执行日程时，如果这对夫妇还有时间冲突，秘书会把情况写在小纸条上，留给他们本人解决。
第二次婚姻和第一次最大的差别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孩子。第二任妻子一般不会为丈夫再生儿育女。《如何为人继母》一书的作者切里· 伯恩斯称：“一些男士已经受够了家庭生活，只想拥有年轻貌美的爱人，过上梦幻的生活，不想让孩子打扰美梦。”和发妻生活的时候，首席执行官抑制着自己的种种愿望萌动。如今，他们想找个玩伴，可以一起旅行享受生活。大部分第N任妻子也害怕孩子会破坏美好的夫妻关系。一位第二任妻子说：“要在这段婚姻里加上育儿的压力太冒险了。”另一位说得很直白：“我们的夫妻生活里没有孩子的空间。我就是不知道婚姻和孩子怎么共存。”
第N任妻子还发现，继子影响了她们生育孩子的意愿。41岁的劳拉· 帕马伦兹将近15年前嫁给了现年56岁的女装制造商Leslie Fay董事长约翰· 帕马伦兹。结婚时，前一次婚姻留下了三个女儿，年纪分别是9岁、7岁和5岁。劳拉说：“我想过再要孩子，但约翰不愿意。现在我们都感到遗憾。”起初，一想到刚出生的孩子会影响三个女儿，夫妇二人就感到不安，因为那时他们在努力组建完整的家庭，让全家人一条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女儿们适应了新家，这对夫妇又发觉，已经不愿扰乱家庭成员之间平衡的关系。在外人眼中，他们已经非常幸福。
令大部分男士难以释怀的是，离婚和再婚让他们和子女的亲情变得疏远。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研究成功男士的教授罗伯特· 威斯指出：“在离开第一段婚姻的家庭时，男士以为，花上一段时间就能弥补孩子缺少的父爱。后来他们发现，弥补相当困难。很多时候，做个好爸爸就是陪伴孩子左右。”
不差钱或者可以缓和不能陪伴孩子造成的紧张关系，因为首席执行官买得起机票，能飞到千里之外专程看孩子，也能带孩子度过兴奋的假期。可是，太多男人都误以为，让发妻“照看”亲子关系就能帮全心全意拼搏。离婚之后他们才发觉，孩子根本不认他们。
听听一位再婚的，现在距离女儿们千里之外的父亲怎么说吧。他说：“不是我不关心孩子，可我不是一般的父亲。我没法去看孩子的垒球比赛，因为必须去伦敦出差。我的前妻只能告诉孩子，我的工作很重要，而不是我不想陪他们。我不想和孩子断绝关系，但要是觉得我能跟孩子的关系保持得跟离婚前一样，那就太天真了。这就是（离婚）又一个代价。你希望和发妻有一些往来，因为会对孩子有影响，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即使她再婚了，孩子也会一直对你有敌意，相处会有摩擦。总之跟孩子的关系没法像住在一起时那样。”
假如继母和孩子每个夏天能见几周，每个月有一两个周末能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关系会有点微妙。卡罗琳· 罗姆这样谈到三个继子：“如果他们需要我的帮助，我会伸出援手。但我不会设法取代他们生命中母亲的角色。”继母会时不时发挥一些积极的作用，维系丈夫和儿女的亲子关系。劳瑞· 约翰逊曾经送给丈夫罗斯与前妻的儿子一枚镶嵌钻石和碧玺的戒指，那是她和罗斯过第一个情人节时收到的礼物。当时她的继子要订婚了，想要一件首饰送给未婚妻。劳瑞说：“我告诉罗斯的两个儿子给他们准备了戒指，这个家需要一种传统。”
第N任妻子很容易因为被视为入侵者而招致怨恨，当然也就必须承受恶意。一位第二任妻子抱怨：“天啊，那些第一任太太真的会抱成团，支持离婚的成员。”同样身为继任妻子的伯利兹· 安· 博尔曼是人妻组织Wives of Older Men的创始人，成员是年纪至少比丈夫小八岁的妻子。博尔曼说：“我丈夫那些朋友的妻子们不会那么快就邀请我参加社交活动，她们都把我当成有威胁的女人。”
刚嫁给食品生产商Standard Brands的首席执行官罗斯那会儿，劳瑞· 约翰逊才26岁，很急于让别人喜欢自己。劳瑞回忆说：“我能肯定，很多人不喜欢我。那些女人可能都想陷害我。有一次我们应邀参加个派对，女主人事先告诉我是个休闲聚会。到了现场我发现，大家全部盛装出席。我却穿了蓝色牛仔，感觉自己像个傻子。”
第N任妻子付出代价的日子还在后面。一旦丈夫退休或是失业，就像罗斯· 约翰逊那样卸下领导大权后，他只想打打轻松的高尔夫，劳瑞却仍然精力十足喜欢挑战。也许一开始她还能享受这种生活。劳瑞说：“罗斯刚离开公司那阵，我们一道看了很多电影。结婚前十年，我们可从没进过电影院。”但过了一段时间，这种差异变成了拖累。
甚至丈夫都有这样的感觉。加拿大出生的罗斯· 约翰逊在八家公司的董事会任职。1989年5月，他在亚特兰大开了一家名为RJM Group的国际管理顾问公司，请了六名员工。婚后只短期上过班的劳瑞出任公司的副总，主管行政和财务。她说：“我们有一间办公室，罗斯可以去那儿工作，这样就不会待在家里占用我的时间。我很害怕我们夫妇被世人遗忘。可就在罗斯离开（Standard Brands并购成立的公司）RJR不久，我们收到了加拿大总理50周岁生日宴会的邀请。”
真正从商界隐退会出现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如果首席执行官的个性与手中的权力结合得过为紧密，退休后就会特别难捱。有人曾经无意中听到一位第N任妻子抱怨：“不再担任首席执行官之后，我丈夫再也不能坐公司的飞机了，他简直变了个人。”
这种时候，妻子不得不承受丈夫失去地位的痛苦。43岁的简· 伊尔维萨克说：“没有了司机、公司配的公寓、私人飞机，有些人（高管）看上去完全垮了。很多人对你的态度也变了，转变之大显而易见。即使你之前以为自己了解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当他们不再理你的时候，你也会感到震惊。”简的丈夫比尔65岁。在1986年卸下电池制造商Gould Inc.董事长职务后，他开了一家风投公司。伯尼· 斯维尔林根补充说：“退休是苦乐参半的。我们不得不放弃乘私人飞机出行，旅行时和普通人一样去机场坐飞机。我一度任性地想过，再也不出去旅游了。”
退休可能还只是开始。当生活由繁忙高管的快车道驶入退休的慢行道，速度要视胸中的心脏起搏器而定时，会变成怎样？当然，衰老可能不会来得那么快。一位53岁的第二任妻子说起年长的丈夫：“我丈夫每分钟心跳51次，我是98次左右。他的身体看起来很强健，比我的精力还好，我的精力也够好了。”听起来不错。可要是她以后得推着丈夫坐的轮椅到处走，有什么能阻止她抛弃丈夫？一纸约定了离婚后财产分配的婚前协议能限制她吗？或许可以，大部分第N任妻子都签了婚前协议。归根结底，能让第N任妻子不离不弃的可能只是爱。既然曾与丈夫“共富贵”，就应该“共患难”携手走完最后一段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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