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董事长曝迁址隐情：行踪被监视会议被监听
内容导读：【梁稳根的内心独白】间谍、绑架、阴谋、诽谤、300亿元融资告吹……是什么样的作恶力量，让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被逼出走长沙？梁稳根向本刊独家剖白多年来的内心隐忍和愤怒
在应付无聊诉讼、个人毁谤问题上，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过去数年的做法是以德报怨，他一直对是非敬而远之——不解释，亦极少公开抱怨。不过，眼下他决定摆脱这一切。“结束这一切，只有靠良知回归，可人性之恶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梁稳根愤怒地对《环球企业家》说。在11月23日的早餐会上，绝望之下梁在内部宣布将公司职能总部迁离长沙。搬迁将在两个月内完成。
这一想法早已由来已久，至少在一年前，一些高管曾在董事会上秘密向梁如此建议。不过，这一建议屡屡被梁否决，理由是“不给省里添乱”。迁走对湖南的震动显而易见。根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统计，湖南在全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排位跃居第一，主营收入占全国工程机械的比重接近1/3。梁稳根一手创建的三一重工拥有超过5.8万名员工，2011年营收高达802亿元，上交利税超过160亿元——这一数字在湖南省仅次于湖南中烟工业公司，旗下两家上市公司(三一重工、三一国际)合并市值超过1500亿元。受惠于三一的样板效应，2011年，机械装备工业完成增加值占湖南省规模工业的比重超过25%，利润比重则超过40%。
在财富之外，梁稳根亦收获盛名。早在数年前，梁稳根就已是中央候补委员的热门人选——在旁观者看来，如此荣誉显然足以让梁这样的民营企业家在中国商业环境里游刃有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一直身处于长期被有组织的不实举报、谣言和负面报道的冲击之中。诸如”资金链断裂”、“携款潜逃”、“关联交易非法谋利”、“企业涉黑”、“侵占土地”、“偷税漏税”、“公开行贿”、“偷窃技术”等等不绝于耳，甚至有人攻击称其早已病入膏肓，时日无多。“在对手那里，三一除了贩毒、卖淫几乎坏事都做绝了。”梁说。
如此局面难免令梁稳根心生倦意。2012年7月10日至12日，梁稳根参加中组部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举办的“提升企业家影响力”专题研讨班时，就曾两次向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提及希望将三一交给国家。“别人发展是靠利益，我们是靠道义，道义的力量究竟有多大的呢？我不知道。你以为我有钱，牛，能呼风唤雨吗？可事实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啊。”梁稳根说。
11月5日，三一再度曝出“间谍门”事件。中联重科称其采用技术手段窃取竞争对手的商业机密，还从湖南农业大学等本地高校物色情报人员。三一一名员工被抓，一名员工被监视居住。这一切令梁震怒不已。“他一直在忍，忍到最后有点灰心丧气了。”三一集团董事梁林河说。
8日，梁稳根乘火车前往江苏昆山秘密召集董事会，各位董事则由长沙等辗转而来。会议地点舍近求远，之所以选在千里之外的昆山而非长沙，如此行事乃是迫不得已——梁确信自己的行踪一直被监视。在董事会上，三一董事个个怒火中烧，梁稳根揶揄地说：“受欺负不丑，作恶才丑，三一要学会唾面自干，别人唾在脸上不要自己擦干，而应让风自然吹干。只有这样，对手才能解气。”
梁稳根曾在内部公开宣称三一在长沙已无任何秘密可言。由于担心被监听，他通常不在公司召开任何重要会议，实在迫不得已，会选择在办公室外长长的露台上或者三一园区内一处池塘中央的亭子内开会。“只要有电器的地方，他都不敢开会。”梁林河说。
这并非耸人听闻。2012年8月15日，梁稳根曾秘密会见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董事长王宜林，商议双方共同研制海洋工程装备一事。其行程及会谈内容均极度保密，知晓者仅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梁的贴身秘书等寥寥数人。但令人吃惊的是，第二天网络即大规模曝出其会谈内容，其对细节之了解令梁稳根本人也叹为观止。为此，三一内部曾进行长达数月的自查并未发现任何马脚。如此细节究竟如何泄露，梁稳根至今不得而知。
此事并非孤案。9月初，三一内部高层营销会议曾遭泄密。该会议由梁林河主持，其讲话被秘密录音，随后被整理成文字材料邮寄至各大媒体。攻击者称其9月混凝土泵车销售量仅为15台，其营收出现“断崖式下降”，而事实上，这一销售数字为200余台。为了澄清事实，三一曾不得不发布紧急公告。
凶狠打击
对于接二连三的攻击，梁稳根起初并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可控制竞争风险。但在一年多以前，他终于意识到这次再也不堪其扰了—2011年4月19日，同城竞争对手一手炮制的“行贿门”事件，令三一H股上市融资计划告吹。
依照此前计划，三一重工拟于2011年4月20日上市聆讯发行约15.4亿股H股，三一将实现在港交所上市，募集资金达300亿港币。
《环球企业家》获悉，梁稳根曾在2010年4月即启动预案，其仅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的前置申请文件就达四项，正式申请文件则多达28项。
鉴于此事重大，三一被迫将此行贿案件向长沙市公安局报案。事后公关机关经侦查确认该扫描件系伪造，并抓获犯罪嫌疑人。2011年7月15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向中国证监会、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港交所出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网帖举报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行贿调查情况的函》(湘政函[2011]181号、185号)，澄清称：“三一重工不存在匿名举报材料所述的‘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的违法事实。”
但公函发布为时已晚，行贿门曝出的次日—2011年4月20日一天之内，三一股价跌幅就高达4.30%，创下2011年1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成交量高达28.18亿，亦创下当日沪深两市之首，三一市值蒸发近60亿元。
另一个受害者天山股份亦遭株连，20日当日，天山股份股价下跌4.46%，创下2月以来该股最大单日跌幅，天山股份单日市值蒸发7.08亿元。风波还不仅限于此。被伪造的行贿证据中，共涉及三一全国28个省市的318家客户、共计470人，不少人纷纷被带走调查。“这不是一般新闻事件而是法律事件，这是历史上对三一打击最为凶狠的一次。”三一集团总裁向文波对《环球企业家》说。
攻击者的手法之繁多令人称奇。在三一参与江西宜春公路设备投标的过程中，宜春公路局甚至收到精心伪造的江西省纪委函件，该伪造函件继续捏造所谓三一行贿的情况，要求“各单位”严格控制与三一的业务往来。
三一重工财务总部副总经理刘华透露，“行贿门”曝出后，花旗银行、中信证券等中介机构要求对三一开展独立的尽职调查，其质询范围涉及三一会计师制度、业务模式、分公司往来信息、费用开销、公司内控机制、风险评估体系等诸多问题。为了最大限度控制风险、保障投资者及股民权益，双方为此成立了近百人的调查小组展开内部清理彻查，审计师甚至对2009年至2011年间每一张票据凭证的真实性、准确性、正当性逐一核对，经手审查的票据数以百万计。
由于H股融资失败，仅经纪佣金、证监会交易会费、香港联交所交易费三项，三一新增开销就高达数亿元。
更多的花费还包括律师费、审计费用、调查人员酒店差旅费用等，其数字亦有千万之多。一些远在新疆的业务人员和客户亦被迫辗转来长沙面对律师、会计师质询。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内，有关行贿门的彻查波及几乎全国所有省区，三一各职能部门被迫疲于应付此类检查。这一过程整整持续三个月，面访员工超过千人。
尘埃落定之后，三一重启H股IPO已是2011年8月末，期间恰逢欧债危机恶化及标普下调美国主权评级影响，全球股票市场大幅下跌，香港恒生指数仅在三一管理层路演期间即累计下跌超过7%。由于H股发行黄金窗口期已过，梁稳根被迫取消该计划。
梁稳根坦言三百亿H股融资告吹是三一创业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这一数字相当于三一2011年营业额的37%。向文波向《环球企业家》透露，若融资成功，三一每年即可节省银行利息超过15亿元。
受此影响，三一涉及128.8亿港币的营销布局、海外产能扩充、新产品线上线、新项目立项等均被迫搁置或延后。投资达83亿港币兴建新的生产厂房及扩充挖掘机、起重机等生产线；19亿港币的零部件产能提升计划；投资达12亿港币用于兴建新加坡、秘鲁两处海外物流中心，美国、德国等6处配件服务中心，澳大利亚、法国等4处海外培训基地；4亿港币用于海外包括泰国、南非、罗马尼亚、俄罗斯等地的6S销售中心等全球网络拓展计划；10亿港币用于工程机械重大科研项目；投资达7620万港币用于巴西三一工业园的兴建计划等等。
三一还错失海外并购的黄金窗口期：受欧债危机的影响，大量优质的欧洲工程机械行业公司正在以低廉的价格出售，但三一只能望而兴叹。
受此拖累，三一内部被迫将2015年营收实现人民币3000亿元的经营目标延期至2020年。
对于三一来说，噩梦还不仅如此。在IPO关闭之后，三一总裁向文波及三一重工财务总部副总经理刘华等人曾被迫前往香港、新加坡、伦敦、波士顿、纽约、旧金山等地逐一向券商、投资者、基金经理对“行贿门”事件进行辟谣。“在路演期间，我们回答问题几乎都与‘行贿门’相关，而对于三一的运营情况反而很少提及。”刘华对《环球企业家》说。
知情者称，行贿门事件涉及人员之广、影响之大史无前例，遂引起中央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曾亲自批示要求彻查。最终在中纪委干涉之下，公安机关才得以查明此案系中联重科唆使其员工所为，但令梁稳根不解的是，两名涉案人员抓捕数天后即被释放，至今仍然逍遥法外。
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湖南省纪委经办此案的负责人竟是中联重科高管家属，此人并未主动要求回避，反而越权接手此案，在三一提出异议后，此人也未遭撤换。几经周折，此案最终告破，中联重科共三名员工涉案，其中一人在逃。行贿门真相并未得到有力澄清，此案亦不了了之。
更令梁稳根始料未及的是2011年4月，此案调查小组进驻三一之后，公然违抗湖南省委主要领导的明确指示，强行以调查之名对涉及三一客户资料、经营数字等企业绝密文件的电脑进行扣押。一年零八个月之后，这些电脑至今仍被查封。
贴面之战
在市场上，双方亦短兵相接。形势更利于中联重科。2011年以来，工程机械行业普遍陷入周期性低迷，但中联重科凭借既往融资的200亿元真金白银利用激进式的赊销模式(即信用销售)大幅提升销量。在工程机械行业，受经济大环境不利影响，通过低首付方式进行销售(通常为20%至30%不等)已是行业惯例，但中联重科在赊销上的激进程度却远超同行—免首付、四年融资租赁、前三年免息。
此策略迅速帮中联攻占市场。2011年上半年，中联应收融资租赁款为86.11亿元，而今年年中，该数字被改写为155.9亿元人民币，同比大幅增长80%以上。杰富瑞(Jefferies)驻香港的分析师曾在今年4月到江苏省考察混凝土市场。这些分析师估计，中联重科今年一季度售出的混凝土机械中，有一半以上甚至根本未投入使用。买家们储备这些机器，唯一的目的是希望它们能带来现金，以使自己能够支付工人工资、电费和购买原材料。
迫于中联重科零首付的步步紧逼，三一曾在1月至3月份在泵车等产品线上短暂实施零首付，但这一政策很快被取消。原因在于融资失败的三一无力以同样的做法跟进市场。梁稳根在内部要求三一坚持20%的首付款，否则宁可不做。随之而来的是销量大幅下滑，以往三一与中联的泵车销售比为1.4:1，受此拖累这个数字最近降至1.07:1。
对客户的争夺也日趋白热化。三一发现中联曾故意安排员工在机场接机时混迹于三一客户群中。七月初，三一一名司机前往机场接待来访客户，之后负责客户接待的工作人员发现客户人数与计划不符，随即打电话给客户所在地的业务人员，最终发现一名混迹其中的中联重科的员工。类似的案例在9月亦有发生，在三一召开的一次客户座谈会上，数名中联重科的员工混迹其中，最终被查出。
关于客户争夺最著名的一次战斗发生在2009年。当年12月，印度桑微公司董事长C.P.Sanghvi 前往三一考察，桑微是印度最大、全球第八大吊装公司，在印度市场占有率超过60%。自其下飞机起，三一客户部门就紧密跟随，为了避免中联打探其行程，三一甚至包下了他下榻酒店所在楼层的所有客房，所有打入房间的电话必须经三一高层确认后才可接入。即使如此层层设防，中联重科最终还是联系上了Sanghvi。在拜访途中，Sanghvi曾要求见见“中联重科的老朋友”。梁稳根指示派遣奔驰车将其送往中联总部。不过，中联最终并未能打动Sanghvi，后者与三一签下购买56台履带起重机共计超过4亿元的超级合同。该单也是全球最大的吊装设备销售合同。
在建筑竞标市场，情境亦类似。争夺的焦点之一即为样板工程。广州第一高楼高达432米的东塔即为其中一例。此前，在广州西塔项目上，三一与中联曾有一场恶战，中联以480万低价投标，三一的报价则是980万，最终中联以低价胜出。
此后围绕东塔的竞争就愈发激烈了，中联甚至以整个工程一元钱、预埋件一元钱、免费人工服务的低价投标，三一则坚持四百万的报价。获益于三一既往强大的施工经验—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在建的400米以上摩天大楼有14座，三一泵送设备参与了其中9座大楼的建设，占全国超高层建筑的近70%。国内500米以上的摩天大楼，则全部都是由三一设备负责建设，东塔承建方中建四局最终仍选用了三一的设备。
“这种局面只能逼迫我们把产品做到独一无二，这是规避恶性竞争的唯一办法。”梁林河说。
围绕最新款泵车C8所展开的争夺又是一例。数月前，三一研发工程师在三一试验场对C8进行测试时，发现中联重科调用了一台汽车起重机，在围墙之上不时进行跟踪拍摄。三一为此不得不对围墙进行加高并在其上加了三至四米的彩光板，结果仍无济于事。迫不得已，三一最终选择报警。
这种互相窥探的格局很快愈发失控。10月17日，三一企业控制中心主任钟文红冲入梁林河的办公室，告诉梁：GPS显示，一款在长沙被用于建筑商实地测试的三一52米最新型泵车正在中联的厂区被拆解—三一内部在其制造的所有泵车的GPS中，将中联厂区设定为报警区域，只要一驶入该区域，泵车就会远程报警并锁机。梁林河当即要求测试车辆开回，8天后，三一才将此车召回。
中联重科拒绝了本刊的采访要求。
阴谋与绑架
令梁稳根不堪其扰的还不限于经营事务，更致命的是对其家人的戕害。
知情者称2012年3月6日，梁稳根之子梁在中的助理曾接到星沙国际邮局的通知，要其前去领取梁在中的国际包裹。其助理在国际邮局领取邮包时被误认为是梁在中本人，早已布控在场的3名自称是长沙海关缉私局的工作人员，以包裹有问题为由将其带回海关，并进行长达6个半小时的审讯。在审讯室，其助理被当做嫌犯控制起来，指控其有走私行为。
这一执法过程疑点颇多—在海关执法过程中，审讯室旁边甚至已提前安排大量媒体记者，对逮捕过程全程拍照。
实际上，海关所查的包裹内并无违禁的物品，其目的在于“搞臭”三一。“这些人不仅派人四处抓捕梁在中，还到梁稳根董事长家中及三一总部进行搜查。”三一重工高级副总裁袁金华对《环球企业家》说。事后，梁稳根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听到这个消息，直接跑到梁的办公室难过地哭了，并在湘雅医院住院长达半月之久。
为了躲避这场无妄之灾，梁稳根的妻子不得不陪同儿子辗转于武汉、海南等地。此后，由于担心手机被无端监听及私人信息泄露，梁在中只能长期呆在北京。“我觉得他挺可怜的，这场变故改变了他的性格。以前他挺开朗，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现在他几乎不去任何有陌生人的地方。”梁在中的朋友陈立军对《环球企业家》说。
这种“莫须有”式的搜捕与调查并未打垮梁稳根。事后，他宽慰儿子说：“这是一件好事，让你知道这个社会的复杂，好好锻炼下意志和品格。”
梁稳根甚至未向向文波提及过这场巨大家庭变故。他曾希望公安机关对此有个说明，但未得到任何解释。
事后，一位在银行工作的朋友提醒梁在中“有人”一直在监控其银行账户及消费记录。“公安机关一直在找任何可疑的罪证，时刻欲将你置于死地。”一位朋友对梁在中说。
对于死亡，梁在中曾经有过一段恐怖经历。2010年7月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计划视察三一宁乡产业园，梁在中清晨驱车前往宁乡，参加此次的接待工作。车行至星沙地段之后，他被一辆精心伪装的假警车尾随，装扮成警察的歹徒上前将其车拦下，并密谋将其绑架。
幸运的是这一计谋被梁在中的司机识破，在遭遇辣椒水、催泪瓦斯等袭击后梁得以侥幸脱逃。
该案最终告破，不过，主犯在抓捕过程中蹊跷自杀，此案因此被蒙上一层阴影。后来梁在中得知，绑架者曾在其车内秘密安装GPS定位系统，绑匪曾尾随伺机作案达数月之久。
梁稳根的担心与日俱增。他担心这种不安全感可能会对儿子的心理造成极大的创伤，只好被迫中止其子的接班人计划。彼时，梁在中正担任泵送事业部总经理，该部门为三一贡献了超过37%的营收，取而代之的是游学计划。“这个安排是一种无奈，作为父亲，他也只能竭力避免儿子身处漩涡之中。”袁金华对《环球企业家》说。
变本加厉
在袁金华看来，上述事件并非个案，在过去几年间有预谋对三一进行的恶毒攻击比比皆是。“梁董事长的头发都白了。”袁金华说。
战斗伴随着中联重科的改制成功而愈发白热化。2006年中联重科大股东完成改制，其管理层通过长沙合盛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和长沙一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完成曲线MBO。今年3月16日，中联重科宣布挂牌出售旗下最为优质的资产长沙中联环卫机械有限公司80%的股份。此举被广泛质疑为国有资产流失，其意在稀释国有股权最终实现私有化。
这场秘而不宣的私有化改制在一片质疑声中顺利闯关，知情者称这获益于幕后得利者的特殊背景。数名前当地主要领导的亲属均在中联重科长期担任高管。这场私有化改制的最大的获益者是詹纯新本人，其家世非同一般，其父曾担任湖南省高院院长，岳父则曾任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
“私有化之前，两家的竞争还比较理性，参与改制后，个别主要领导的子女成为中联的利益合伙人之后，竞争关系就变得非常复杂。对三一的打击都动辄利用公检法等国家公器来进行。三一没法在这里立足。”向文波说。
2008年8月，有人就曾密谋在长沙市某邮局一次发出800多封匿名信，向政府、银行、券商、行业组织、客户等虚构事实诋毁三一。信中称：“极低的土地产出，极高的银行负债，极差的经营质量和极端的个人财富，融合在三一和梁稳根于一身。其逻辑合理性的根本，就是成功者能够最大程度的占据公众资源，最大力度的利用外部经济成本。”
类似的攻击还包括三一靠窃取中联技术起家。这个故事梗概是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将混凝土机械技术学成之后，即被三一偷走。
而事实却是1994年，三一进入混凝土机械行业时，国内仅湖北一家名为楚天的厂商能生产类似的产品，不过由于其性能不佳，难以与国外产品竞争。为此，三一花费数年研发出国内首台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全液压换向开式系统”和“集流液压阀组”的管阀拖泵。该产品在1996年在首都机场建设比武中夺得国内第一名—当时国内高压力、大排量托泵的泵送压力仅有10兆帕，而三一则高达16兆帕，遥遥领先于同行。而中联直到数年后才研发出类似的产品。
2009年，中联重科就曾炮制的三一重工“间谍门”事件，将企业间普遍存在的经营信息收集活动上升为间谍活动。这是三一与中联的第一次剧烈交锋。“我们中了中联的圈套，这个故事搞得像无间道一样。”梁林河说。在此事曝出数月前，一位市场部副部长建议梁林河在三一外部单独设立信息搜集部门，如此方便撇开与公司之间的关系。该下属还建议购买摄像机等微型监控设备—这些事后均成为三一间谍案的罪证。极富戏剧性的是设备购回的第二天，警方就对三一市场部展开搜捕查封。
中联重科称三一“通过采用间谍工具与手段，利诱、收买同行企业要害部门、关键岗位员工，非法获取了包括中联重科在内的34家同行企业数以千计的商业秘密”。公安部门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该市场部副部长竟拥有中联的集体户口。“我买东西签字的手续都在中联手上。后来我们得知被抓的人事后还去了中联任职。”梁林河说。三一重工市场部因此被“抄家”，其市场研究系统最终陷于瘫痪，用于保存经营数据及各类分析报告的电脑至今被查封仍未归还。事后，梁稳告诫下属：“要走大路，不能走歪门邪道。”
攻击矛头更多的时候直接指向梁本人。2012年7月，中组部曾多次收到匿名信件，称梁稳根涉嫌虚假宣传、骗取国有土地、关联交易、偷税漏税等。湖南省委组织部曾责成长沙市委组织部进行调查核实。
2012年8月，省统计局某处长莫名要求进驻三一调查公司经营统计数据，并要求三一解释统计方式。三一事后了解到，该处长的子女就职于中联重科，并担任高管职务。在向文波看来，这些调查均是有目的而来：“如果不是三一的经营数据真金火炼，类似的事件极有可能成为另一起虚报销售额的‘造假门’事件。”
类似的攻击层出不穷，有时甚至达到匪夷所思的境地。在刚刚结束的十八大会议期间，中联重科称三一在湖南农业大学等本地高校物色商业间谍，警方随后直接前往三一总部进行跨境抓捕，具体由常德市汉寿县—詹纯新家乡的公安部门实施。而对此案件，湖南省、长沙市等公安部门却一无所知。事后，湖南省主要领导获知此事后批示要求放人。
席散
在层层紧逼之下，梁稳根最终决定反击。10月初，梁在张家界会议上重申“一要三不要”原则：“要追求盈利和盈利能力，不要盲目追求规模、不要盲目追求座次、不要盲目追求市场占有率”。在会上，梁声称自己正在研究博弈论。他分析三一与中联的两种博弈格局，一种是死斗到底，两败俱伤；一种则是放任中联成为业内规模之王，而三一则实现利润最大化。梁稳根选择了第二种方案。此后不久，梁稳根本人就将《耐力制胜—企业如何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保持活力》一书的作者，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教授迈克尔·库苏马诺(Michael A. Cusumano)请到三一讲课，并组织所有高管进行学习。
梁稳根决定以“迁都”改变紧张的竞合关系，“我们肯定百分之百迁走。”梁稳根说。在三一向湖南省委提交的一份《关于将三一总部迁往北京的请示》里，三一称：“两年来，中联重科不断捏造针对三一的荒诞传闻，不断组织针对三一的负面报道，不断发出针对三一的不实举报，迫使三一投入大量精力接受调查、举证澄清，而始作俑者却丝毫未损”；“处于这样的非理性恶意竞争环境下，三一不可能获得长远发展，产业理想更无从实现；中联也不可能将精力和智慧放到正常经营上来，成长为真正的优秀企业。”
一个常被梁稳根津津乐道的榜样是卡特彼勒—卡特彼勒与三一之间从不攻击对手，亦从不非理性竞争。
2007年前后，梁曾受邀前往美国皮尔利亚市参观卡特彼勒的发动机工厂—这几乎是两家公司为数不多的非竞争领域。梁稳根受到了热情欢迎，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卡特彼勒甚至为他单独准备了中餐。在长沙，三一与中联的竞争早已水火不容，梁至今未参观过中联的工厂，詹纯新亦如此，两人从不来往，形同路人。
这种紧张局面原本应该有所改善。去年9月13日，湖南省人民政府曾召开“携手共进，实现湖南工程机械产业新跨越座谈会”，会上，梁稳根与詹纯新罕见地相邻而坐，两人共同签署《湖南省工程机械行业公约》，这是工程机械行业内以省为单位所签署的第一个自律性公约。
但恩怨并未就此了结。今年6月末，前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前往长沙进行考察，在这次高规格宴会上，梁稳根与詹纯新再次聚首。知情者回忆称，那个夜晚堪称中国商界最尖锐、最奇特的对抗之夜。饭局上，气氛降至冰点，梁对詹直言不讳地说：“你把我搞惨了。”詹则坦承事情是下面人搞的。梁又说：“中联想把三一的资金链搞断，这种思维是不行的，三一的资金是搞不断的，中联的资金也是搞不断的。如果像三一中联这样的企业资金都断裂，中国还有企业嘛？”詹则否认，称这是谣传。梁又说：“我们应该集中精力把两家企业搞成世界级品牌。”詹则说：“我倒是没想那么大。”
“我们是不是该两个人牵头好好研究下统一政策环境和市场秩序的问题？”梁说。
“你还管得这么细致吗？”詹反问。
双方最终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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